百亿营收国企广物控股将和商贸控股合并,曾被巡视组点名整改

最后更新:2021-03-09 15:53

所以有理由相信你很快能够在年经常收入上摸到200万欧。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成为“鸭脖第一股”。百亿营收国企广物控股将和商贸控股合并,曾被巡视组点名整改  行业的下一波增长将主要依托于内容质量与制作水平的提升。 吴晓求: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是下一个30年的目标******原标题: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 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是下一个30年的目标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2035年的远景发展规划目标,中国要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到那时,我想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开放的、国际化的、带有国际金融中心性质的市场。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宣告诞生。  就在这一年,一位来自江西的青年学子,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4年后,这位青年学子由于工作需要和研究兴趣的转移,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原财政金融系任金融专业证券研究方向的教授。1995年10月被聘为我国金融专业证券投资方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这位当年的青年学子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  作为中国证券理论研究、证券教学和教材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以及国内最早培养证券研究博士生的导师,吴晓求的工作经历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密不可分。他对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深入、独到研究,令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在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之一。  在吴晓求看来,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2019年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历史上的三座丰碑。而未来全面注册制改革如何进行,中国资本市场下一个30年将航向哪里,吴晓求将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对话中细细道来。  三十年三座丰碑  《21世纪》:30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经历了哪些关键改革节点?  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肇始于沪深交易所的设立,也就是1990年底。  当时环境下,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帮助企业纾困、解决融资问题,就成了沪深交易所建立的初衷。这样的初衷对证券市场后来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财富管理,基本目标是孵化新企业、新技术,推动企业成长,但国内资本市场在初期从融资的角度设计市场,就慢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大幅度改革才能令其回归本源。  整体而言,资本市场30年的改革历史上,有3座丰碑必须要铭记。第一座丰碑是沪深交易所的设立和运行,从中国制度上看,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  第二座丰碑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时间里,中国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法制不完善、政策不清晰、目标不确定,发展过程中就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但中国资本市场却始终没有走出误区,也导致资本市场的制度平台出现重大问题。  这一制度平台指的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状态。在股权分置状态下,上市公司两类股东的利益诉求不一样,这是当时制度缺陷最突出的表现。  经过几年探索,2005年终于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非常复杂,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国有资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时还涉及到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诉求,所以必须在其间找到平衡点。  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平台存在重大缺陷,制度不规范。在这之后,从基本制度架构来看,国内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到制度规范的时期。  到了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这是第三座丰碑。在注册制改革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在逐步走向制度规范,但其市场化程度是不够的,行政配置资源的力量太强,所以必须回归到让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让市场进行定价,这就是注册制改革。  从2019年开始到2020年,两个交易所分别在科创板、创业板进行注册制试点改革,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到一个市场化的时代。  这项改革意义极其重大,意味着对市场的理论认识、政策设计和制度平台已经回归资本市场的本源。而在过去,政策、规则制度都与资本市场的本源相偏离,所以资本市场长期发展不起来。  注册制是改革的龙头  《21世纪》:您认为目前进行注册制改革是恰逢其时的吗?  吴晓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注册制。但当时改革条件不完全具备,投资者对注册制的认识,以及宏观部门对注册制的认识、资本市场的承受力等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夯实和理顺,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改革要和让什么企业上市联系在一起。  注册制改革一定是要让高科技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体,让高科技企业成为未来上市公司增量的主要部分,这两点要结合在一起。  如果注册制和传统企业上市结合在一起,就会大大折损注册制改革的价值,因为注册制的核心是市场化,包括市场化选择上市公司,市场化进行定价。如果上市公司的选择还是非市场行为,就会严重损害注册制改革的意义。  2019年、2020年可以说完全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了改革的条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对《证券法》的修改,人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论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开始具备了注册制推行的环境。  《21世纪》:国内资本市场历史上有过很多次IPO发行制度改革,但始终走不出“一放就乱”和“三高问题”的怪圈,对此您认为症结在哪里?注册制会不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晓求:我们过去在IPO的发行制度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和改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只停留在定价。  实际上,IPO最重要的是发行制度,不是发行定价,定价必须通过市场化定价,而不是大体不变的市盈率定价。因为不同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属性不同,管理团队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愿景也不同,其定价的标准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定价就应该交给市场和投资者,他们可以做出判断。  过去10多年的IPO发行制度改革是局部的,技术层面的,没有触动根本,意义不大,作用也不明显。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核心基础是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过去个股上市后,股价在发行价基础上连续5个、10个,甚至20个涨停板常有发生,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说明资本市场的发行制度本身存在重大的问题。  所以,在市场化定价之后,会有一定的概率,交易价会低于发行价,这属于正常现象。发行价可能只是一个中轴,交易价可上下波动。  《21世纪》:您认为下一阶段注册制改革还需要哪些配套的基础制度建设?  吴晓求:注册制是改革的龙头,未来要在全市场推行,后面也还有一系列制度要做改革和调整。  首先,信息披露的重点要做调整,信息披露格式化的东西也要调整。  其次是并购重组。要重视并购重组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推动价值,要理解并购重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地位。我们过去对存量资源的并购重组不太重视,经常会将其打上内幕交易的标签。实际上,有效的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要重视和调整并购重组的一些规则。以前我们对并购重组设立了种种障碍,门槛非常高,实际上是不利于市场发展的。  此外,还有监管体制的改革。证监会与交易所的关系,以及交易所本身的属性是什么,这些都要围绕着注册制的改革来进行调整和完善。  当然,更重要的是退市机制,如果全市场都实现了注册制,那么退市机制也应该迅速完善起来,发挥作用。因为中国资本市场退市速度的确非常缓慢,总是通过各种办法让上市公司留在资本市场。这会破坏市场的定价功能,市场财富管理的效益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注册制改革之后,包括退市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都要进一步完善。  《21世纪》:您认为未来资本市场的退市标准应该如何设置?  吴晓求:具体要看中国资本市场退市的模式是什么,是面值重要,还是盈利重要,是市场定价重要,还是交易量重要,亦或者未来成长性重要。  退市制度要看市场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想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才能确定退市的标准和制度。  我认为,交易量应该是一个衡量退市与否的指标。第二个是重大的违规违法行为,比如欺诈上市这种行为肯定要退市。至于亏损是否退市,还需要探讨。因为,在注册制条件下,亏损企业也可以发行上市,这与传统的上市标准存在差别。  事实上,公司亏损了但是交易量很大,而且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家企业虽然当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未来可能是有很大发展前景。  至于低于面值退市,我个人认为这一标准不完全合适,因为折价交易也是正常的交易。所以,关于退市,还是要一些理论问题研究清楚,如果低于面值退市逻辑是合理的,那些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交易有没有问题?这个结论肯定是有问题的。  《21世纪》:新证券法实施后,对于资本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显著加大,但外界仍有“罚酒三杯”的疑虑,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吴晓求:首先,证券法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等违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标准和经济处罚标准。但是,当前我们还没有就证券违规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进行修改,刑法本身还没有修改,集体诉讼制度的法律安排还需要完善。  实际上,如果能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方面加快法制建设,就能够比较好地约束资本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仅证券法里提到的经济处罚以及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必须在刑事处罚以及集体诉讼方面,把制度完善起来。从上述四个途径上一起出手遏制资本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  下一个30年奋斗目标  《21世纪》:站在30年的关口,您认为国内资本市场下一个30年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30年,留下了3座丰碑。这3座丰碑都是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和改革实践的记录,之所以要趟过这些险滩,克服这么多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追求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把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成国际金融中心。  10年前,我很乐观,以为202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开放的、国际化的,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目前来看是不能按期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不能实现。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2035年的远景发展规划目标,中国要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到那时,我想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开放的、国际化的、带有国际金融中心性质的市场。我认为,这个目标仍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资本市场还要做很多改革。注册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要让外国投资者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外,也要让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上市,双向的开放。按照中国的法律,到中国来投资,到中国来上市,这才是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这需要达到一个比例。中国是一个内生动力为主的国家。在这样的结构下,中国市场中外国投资所占比重肯定不会像伦敦、东京那么高,他们分别是40%和60%,美国市场是15%。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无论是从投资者结构还是从中外企业的上市公司比重来看,我个人认为,会接近于美国的市场。现在中国市场境外投资者的比重是3.5%,未来占比有多高,取决于其它条件,包括法治基础、透明度、契约精神,以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对资本市场的管理能力等。  《21世纪》: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国内资本市场还有哪些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  吴晓求: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要有很好的法治基础,有深入人心的法治理念。法治的灵魂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这是人们预期的基础。当我们有很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基础,市场的长期预期就会形成,这是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深厚的基础。  第二,契约精神。要让别人来投资,或者别的企业来上市,就要有明确的约定,这些约定首先要求市场主体是平等的,其次必须严格遵守,如果不遵守这些约定,随时发生变化,而且变化还是没有道理的,很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契约精神很重要,中国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强,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第三,透明度。资本市场的生命线就是透明度,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脱媒后的金融业态,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透明,即充分的信息披露。价格如何决定,投资者做什么样的投资组合,都和信息披露透明与否有密切关系。如果信息不透明,市场就会成为一个尔虞我诈的赌场。当前,监管层已经意识到透明度的重要性,甚至证监会的重要职责或者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市场的透明度。  第四,建立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中,我们在灵魂深处要意识到人民币长期信用的重要性。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对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有重要的保障,它是一种背书。如果人民币的信用不好,比如出现了所谓的大量发行货币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趋势,对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国家的信用是这个国家金融市场的背书,没有国家背书,市场很难建立起来,因为金融市场的核心就是信用,除了交易信用以外,还有计价货币的信用。  发掘成长型企业上市提升市场财富管理功能  《21世纪》:您认为该如何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  吴晓求:没有财富管理功能,市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实现财富管理功能的关键就是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财富管理的基础资产是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以及发行的证券化资产。如果公司的资产没有增长,没有价值,就没有财富管理。  以前,我们都是让传统工业时代非常重要的企业上市,当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理由,我们不能苛求。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企业是真的没有什么成长性,让这些企业上市没有意义,会严重损害市场财富管理的功能,投资者没有兴趣去投资,市场得不到发展,更就谈不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以,一定要让那些有价值的企业上市,即投资者觉得这些公司未来有很好的成长性的企业上市,这就要突破很多传统的观念。我们过去注重成分,注重企业的重要性,重视企业辉煌的历史,实际上,这都和财富管理没有关系,财富管理只重视这家企业在未来是否有成长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注册制下,只要信息披露合规,企业就可以上市。但成长性相对较差的企业,其上市定价很有可能会低于其每股净资产,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不合算,公司原股东就会产生重大的利益损失。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会趋于理性。而成长型的企业,可能其净资产每股只有1元或者2元,但却可以定到20元,盈利可能很少,甚至亏损,但可以做很好的定价。  (作者:满乐 编辑:朱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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