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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哪个直播平台免费赚钱富力主帅:4月赛程非常艰难 战平延边可以接受发布时间:2019-01-02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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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2016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在新一轮医改取得积极成效,人民健康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如何把改革红利进一步化为百姓“获得感”的源泉?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围绕社会公众关注的挂号难、儿科医生短缺、医疗费用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号贩子事件折射了“挂号难”问题,那么怎样打击号贩子让百姓挂号更容易?马晓伟对此表示,“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打‘组合拳’”。“一方面我们会同公安等部门开展严厉整治、综合整治。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实名制。在这方面我们在抓紧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要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推广预约诊疗,推广专家团队诊疗,通过团队初诊,把疑难重症推荐给专家。同时,我们要推动专家下到基层去。还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把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起来。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好。此外,他提出,通过远程医疗解决基层看疑难病症问题,也是缓解看病难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还要利用“互联网+医疗服务”这种手段,放大优质医疗资源。采取多种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优质的防病治病服务,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马晓伟指出,我国有2.3亿14岁以下儿童,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巨大,儿科服务资源总量还是相对不足,配置也不够合理。在季节性儿童疾病高发期,儿科患者就诊较为集中,供需矛盾表现更为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关于推进儿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统筹解决儿科医疗资源短缺问题。”马晓伟介绍道。一是加强儿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供给继续作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加大投资力度,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有1所省级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1所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设置儿科门诊。二是加强儿科人才培养。教育部门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学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招生学校和招生数量逐年增加。三是加强政策保障。充分考虑儿科医务人员风险高、责任大、工作负荷重等特点,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合理提高儿科医疗服务价格。此外,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对药品剂型、剂量、方便性的要求更高。“我们将会同食药、工信等部门采取加快建立申报审评专门通道、招标定点生产、鼓励优先生产、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指导合理用药等措施,保障儿童用药。”马晓伟直言,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了长足发展,但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协调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城市三级医院服务量增长明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不强、利用率不高。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利于患者就近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从根本上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也能为解决“号贩子”等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造有利条件。文/综合新华社报道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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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两学一做”这个“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的大命题之前,不妨先来做一道问答题 假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发生时,有一名或数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在现场,他(们)是否可以对暴行听之任之、对呼救无动于衷呢? 答案是“不”。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条明确规定: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纪不允许党员“能救而不救”、做一名袖手旁观的“看客”,正所谓“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也因此,“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这不能是空口白话,需要8700多万名党员全面了解哪些是党员必须做的、哪些是不许做的,进而“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这并不容易。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实属人的本能,这一点无法回避。但是,共产党员既然面对党旗宣过誓,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在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时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仅仅依据本能、利益行事。“建立不为个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要脱去一层壳的,脱壳必然有一阵痛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1952年在给子女的一封家书中谈及改造思想时,直言“不容易”。不过,他随即指出,“如果怕痛,下不了决心,那就要堕落;但如经过这阵痛,以后的心情就会新生,就会愉快”。 “两学一做”,对一些支部、党员而言,恐怕也免不了“脱去一层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得很明白,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从《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列举的主要问题来看,没有一类不是沉疴痼疾,而且还都是“流行病”。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是会小病拖成大病、甚至危及生命的,这就迫切需要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履行好主体责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标本兼治的措施,做出治病救人、成风化人的功效。 去杂质,防变质,保质保量管党治党建设好党,岂不就是“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和“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知行合一?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今天(4月8日)表示,打击号贩子,一定要打“组合拳”,以缓解挂号难问题,卫生部门正会同公安等部门开展严厉整治、综合整治。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挂号实名制;推广预约诊疗,专家团队诊疗,推动专家下到基层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把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起来。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昨天下午,中央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河北省承德市委原书记郑雪碧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对郑雪碧的通报中,首次提到“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接受调查到双开历时6个月2015年10月14日,据中央纪委官网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承德市市委书记郑雪碧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郑雪碧1958年2月出生,2012年1月任承德市委书记。此前,郑雪碧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8日到9日,郑雪碧率承德市党政代表团赴贵州省学习考察。2015年12月16日,据最高检官网消息,日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中共承德市委原书记郑雪碧(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接受调查半年之后,昨天下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给予郑雪碧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法所得,责令退赔公款支付的个人费用,同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为妻子职务晋升提供帮助对郑雪碧的通报中共提及6个方面的违纪,其中,“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首次提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同时,通报中还提到,郑雪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并且“利用职权违规为其妻职务晋升提供帮助”。通报中还提及郑雪碧收受礼金,违规经商办企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此前,曾有公开报道称,郑雪碧被带走调查时,其妻子亦被带走调查。也有报道称,郑雪碧的违纪行为可能涉及到其在张家口任职期间。承德市多名领导干部被查郑雪碧是河北藁城人,早期在藁城本地工作,曾任共青团藁城县委书记,1987年开始,郑雪碧前往共青团石家庄地委任职,官至共青团石家庄市委书记、党组书记。2001年,郑雪碧调往张家口任职,2006年任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2012年1月任承德市委书记。除此之外,记者发现,2015年10月郑雪碧接受调查之前,2014年7月,承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刚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2014年12月,河北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苏爱国接受组织调查。今年2月,中央纪委官网公布消息称,苏爱国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苏爱国自2009年11月任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刚自2013年7月任中共承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文/ 本报记者 高语阳

未来网北京4月8日电 国家再次将留守儿童问题纳入视野,并出台新的政策,成立专门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协同,都是令人期待的措施。重庆文理学院法学教授吴安新建议:“留守儿童对于精神财富与物质资料的需求,孰先孰后,应当辨证看待;留守儿童政策如果仅仅作为单独的政策,虽然有多部门协同内容,若无协同措施,也很难判断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建议将留守儿童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问题,与当前的村小撤并、乡村教师待遇(及地位)问题统筹处理。”国家《意见》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具有积极意义4月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文件,由民政部等27个部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4月6日,民政部召开全国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国务院27个部(委、局、办)及民政部负责同志参加,国务委员王勇就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作出部署。自国务院2月14日公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今年政府的重点工作,面向全国吹响了“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集结号。4月5日,河南省教育厅下通知要求,要把留守儿童入学工作纳入对学校考核的内容,保障留守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同时,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政策,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关于国家《意见》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吴安新教授指出:一是推进制度性完善。对过去发生的问题进行弥补,同时减少未来同类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起到了一种积极预防作用。二是呼吁更多的国人关注 通过制度性的引导,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也有利于该项事业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教育,特别是对适龄儿童家庭做出了法律要求。但在法律上,相关主体社会责任的实现仍是一个短板,需要一个制度性体现。四是回应“精准扶贫”。“留守儿童现象”在本质上是家庭为改变生活现状而 生的,通过对儿童的关爱保护 尤其是通过精神上的慰藉、心灵上的安抚,实现“精神扶贫”,以减少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也亟需关注,特别是在“二孩”政策下,在这一领域的“物质扶贫”是不能缺失的。吴教授建议,学前教育的免费可从农村开始,从留守儿童开始,也包括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这部分的教育扶贫。将“留守儿童入学”纳入义务教育学校考核应慎重针对“河南把留守儿童入学工作纳入对学校考核的内容”,吴安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社会化变迁已成为一种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从权利视角看,家庭的自由选择、人口的自由迁徙基于户籍、经济等限制不能或者很难随迁,衍生了留守儿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治理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照。河南省把留守儿童入学工作纳入对学校考核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政府积极作为的态势。但是,义务教育学校作为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承担主体,将‘留守儿童’纳入学校考核应慎重,需做出全方位的思考。比如,考虑留守儿童的界定是否周延了?这种强制性考核会不会引发学校间的不公平?例如,接纳多的往往在考核中不利,而不接纳的学校却无此考核项,会不会引发一些学校不再接纳?或者出现造假现象?将此项工作纳入考核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谁来申报这些留守儿童的数据,谁来确认?”他强调,“‘务工的流动性’以及‘带子女进城的流动性’更使‘可考核性’存有问题。任何考核都应该具有‘可考核性’,若不能做到周延,考核便会出现困难。”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责任,更是政府职责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我在大山里长大,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那时农村的生存条件远比现在艰难,但我们不是‘农村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在身边。父母给我们的爱简单、朴素却实在,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我们没有感到过孤独。”回忆过往的生活经历,赵教授坦言,这不是什么矫情的忆苦思甜,自己想表达的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时代问题。可怜天下父母心,许许多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家,让孩子守望农村的寂寥和荒芜,守望年头岁末父母的归家。父母无奈,孩子也无奈,他们的心理情感和心灵世界在经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让农村留守儿童来承担社会转型过程中或许必须支付的巨大精神代价,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联系社会现状,时常让他想起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方汀,想起方汀的女儿珂赛特和向方汀承诺抚养珂赛特成人的冉阿让。赵教授说:“作家其实一点也不浪漫主义,他严肃地提出了当时‘巴黎野孩’的政府责任问题、法律责任问题和慈善救助的爱心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责任,但更是政府职责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一项神圣的“爱”的工程,它拒绝“纸上谈兵”。“要将‘关爱保护’这样温暖人心的词汇转化落实为行动。行动当然得有政策的指引,也要有法律的规范,但‘爱’才是基础和关键,否则,政策和法律很可能沦为一纸具文。”赵教授指出,“爱”是行动。比如城乡的沟通,城市对农村儿童入园、入学的平等对待;比如,政府对农村幼儿园、学校加大建设经费的投入。用习主席的话说,这一切都应该是“精准”的,各级政府年度预算的“精准”,经费到位的“精准”,经费落实使用的“精准”,督责、问责、追责的“精准”,舆论监督的“精准”,社情民意收集、分析、回馈的“精准”;通过税收政策、立法的调节,“精准”地调动全社会慈善救助行动的开展。赵明教授呼吁:“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是一项神圣的‘爱’的工程!它拒绝‘纸上谈兵’。”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今天(4月8日)表示,打击号贩子,一定要打“组合拳”,以缓解挂号难问题,卫生部门正会同公安等部门开展严厉整治、综合整治。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挂号实名制;推广预约诊疗,专家团队诊疗,推动专家下到基层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把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起来。一份央企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单,让央企薪酬改革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近日,有媒体从48家央企发布的年报中,梳理出了上市央企的总经理、总裁等高管的薪酬。分析后发现,高管薪酬同比下降的有18家,同比涨幅过100%的有4家,48家上市央企总经理平均薪酬由2014年的97万元上涨至2015年的107万元。此外,该榜单还显示,上市央企高管的年薪差距颇大,去年收入最高者和最低者的薪酬相差约600万元。 自《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薪酬改革方案》)于去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在央企集团层面,很多中管干部与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逐渐拉开。多位专家表示,央企集团的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将会是下一步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 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 在这份上市央企高管的年薪排行榜单中,同为上市央企的高管,去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者的薪酬相差了大约600万元。 根据各上市央企的年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去年的薪酬高达637.3万元,位居第一;而收入最低者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总经理高贵超,去年年薪仅为6万元。 如此悬殊的差距在以往公布的央企上市公司年报中较为罕见,与去年公布的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对比后,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昕表示,以往在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上一味限薪的做法“有点极端”,可能导致一些被限薪的高管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出走,这对央企本身的经营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信号。 刘昕认为,目前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差距愈加悬殊,说明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遵循了按照企业经营绩效和行业发展情况给央企高管市场化定价的规律。 公开年报显示,历年来,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的年薪收入在众多央企上市公司高管中都比较高。2015年,麦伯良的年薪高达637.3万元,2014年为574.5万元,而在2010年~2012年,麦伯良的年薪则分别为596.22万元、957万元和998万元。 在麦伯良获得高年薪的背后,中集集团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86.86亿元。业内人士指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原油价格屡创新低,金融外汇市场波动等大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在集团年报发布会上,中集集团董秘于玉群在作业绩说明时也指出,虽然营收、利润同比有所下滑,但总体利润率并未降低。 高管年薪最低的云南铜业,发布的年报则显示2015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6.56亿元,同比下降9.21%。比营业收入下跌更令人担心的是,2015年云南铜业实现净利润2595.43万元,同比下降64.58%,每股收益0.018元。 刘昕表示,自《薪酬改革方案》落地实施后,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与企业绩效紧密挂钩,央企经营业绩好坏,直接决定了其负责人的薪酬高低。 记者注意到,在48家央企上市公司总经理年薪榜单中,去年效益欠佳的能源、银行等行业的央企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均有所下滑。 中国神华能源总裁韩建国的年薪,已从2014年的123.84万元,下降到去年的73.1万元。两大石油企业总裁的年薪也几乎被“腰斩”,中石化总裁李春光薪酬由2014年的97.29万元下降至2015年的52.5万元,降幅为46%;中石油总裁汪东进薪酬从113.7万元下降至73.4万元,降幅35.44%。 而在长期以来收入都较高的银行业,高管年薪也随着利润率一起下降。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年报显示,其高管年薪较2014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降幅也超过50%。 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总薪酬为54.68万元,行长易会满总薪酬为54.68万元。而在2014年,姜建清、易会满的总薪酬分别为113.9万元和108.9万元。 对此,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称,同一行业内上市央企高管的薪酬下降甚至“腰斩”,背后有行业利润下滑的原因,这也是央企经营成果与高管薪酬直接挂钩的一个信号。 “双轨制”成为趋势 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变动的背后,反映的是针对央企内部组织干部和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实行“双轨制”的趋势。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从48家央企总经理收入榜单,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年报显示的高管年薪中,可以看到部分改革成效。不过,被称为“限薪令”的《薪酬改革方案》针对的是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央企,也就是央企中的中管干部,并不包括央企中的职业经理人。 在此次公布的48家央企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榜单中,职业经理人占多数,中管干部较少。以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东航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须伦为例,作为中管干部,马须伦的年薪,已从前年的74.53万元,降到去年的40.14万元。 由于并不受“限薪令”的限制,央企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得以更加市场化,“不设上限”。公开资料显示,麦伯良早已从招商局集团辞职,作为职业经理人进入中集集团,因此,他可以获得董事会批准的市场化薪酬。 对此,李锦分析认为,新一轮的国企薪酬改革实施后,很多央企的总裁和总经理往往采用市场化选聘的方式任用,成为职业经理人,其薪酬不设“天花板”。李锦预测,今后类似情况将会越来越多。 在国资委下一步着力推进的“十项改革试点”中,与薪酬改革紧密相关的就包括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等多项改革试点。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也撰文指出,未来国有企业高管的理想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体制内的是由国资委任命的企业干部,体制外的主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属于职业经理人,其薪酬完全由市场行情决定。 在今年2月的一场国资委媒体通气会上,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就曾明确表示,对市场化选聘的经营管理者,综合考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实行与其职业风险相匹配的结构化薪酬,采取上限调控,聘期届满,聘任关系终止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使用;对职业经理人主要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实行市场化薪酬,聘任关系终止后,一并解除劳动合同,自然回到人才市场,充分体现“市场化来,市场化去”的原则。 刘昕表示,实行高管薪酬“双轨制”,应该给予央企高管自由选择成为中管干部还是职业经理人的权利。而对于央企内的中管干部,刘昕也建议不应“一刀切”地管理,而应该按照行业发展情况和企业经营业绩、企业垄断程度等制定限薪的标准。 “一些市场化程度高,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央企,也应该做到市场化的薪酬管理。”刘昕说。 央企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是未来改革重点 与已经取得一定效果的央企上市公司和集团层面的薪酬改革相比,众多地方国企和央企二三级公司薪酬改革的进展则较为缓慢。 作为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李锦经常在各地国企中开展调研。他发现,目前薪酬改革存在一种情况:很多高层看得到的地方改了,看不到的地方没动;上面动了,下面没动。根据他的观察,一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的薪酬制度改革较为滞后,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 对此,长期参与薪酬改革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的苏海南表示,薪酬改革在一些央企下属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中执行比较困难,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上面改了,下面没改”,导致出现薪酬倒挂,央企子公司老总的年薪可能比总部高管的年薪还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想放弃既得利益”。 苏海南表示,自《薪酬改革方案》实施以来,薪酬制度改革率先在央企开展,过去一年已经取得一定效果,预计今年将在省属国企层面全面推开。 事实上,地方国企的薪酬改革已经有不少“先行者”。 4月6日,四川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了《关于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送审稿)和《四川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4月初,山东济南审议通过了《济南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市属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将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组成,薪酬信息将通过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披露。 而在更早之前,多地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中都明确提出,将实施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 例如,湖北省提出,对组织任命的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其薪酬水平;对市场上公开招聘的企业领导人员,其薪酬水平参考人才市场价位协商确定。 福建省也明确规定,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严格规范薪酬结构,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水平。对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结构和水平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 刘昕提醒,地方国企的薪酬改革将会全面启动,但关键问题在于能否落实。因此,他建议在地方国企和央企二三级公司的薪酬改革中,不管上市与否,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国企高管的薪酬应该一律公开。 “这应该是第一步要做的,(因为)这会形成一种监督和压力,并带来约束和制度的执行效果。”刘昕说。(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夏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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